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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如何兼顾“藏”与“用”******

古籍如何兼顾“藏”与“用”

——来自古籍数字资源联合发布会的专家观点

光明日报记者 陈雪

　　“古籍具有特殊性，作为文物必须保护，作为文献必须为读者所用，二者存在矛盾。”——解决“藏”与“用”之间的矛盾一直是古籍工作的重点，山东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杜泽逊说：“数字化是目前最好的办法”。

　　1月4日，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天津图书馆、南京图书馆、云南省图书馆、苏州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等6家单位，在线召开了古籍数字资源联合发布会，发布了6786部（件）古籍资源，可在线免费阅览全文影像。会上，多位古籍专家学者围绕古籍数字资源建设进行了深入讨论。

　　古籍数字化有何迫切性？未来趋势是什么？专家学者展开了深入探讨。

　　数字化平衡“文物性”与“文献性”

　　20世纪90年代初，上海图书馆把内部使用的古籍目录卡片摆在图书馆的走廊里，为了完成“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版本调查，杜泽逊跑到上图，查阅了十几天卡片。夏天高温，他就到馆外买一根绿豆冰糕含在嘴里，再回到馆内查卡片——为查阅古籍文献，要出差到各地，克服各种困难，这是一代古籍研究者的集体记忆。

　　“从内部使用到目录卡片放在走廊，再到数字资源挂在网上，这个进步是非常快的。”杜泽逊说，国家图书馆为首的几十家图书馆把古籍数字资源放在网上，读者不必直接使用古籍原件，这是很重要的一条保护措施。此外，在线阅览不知道节省了多少人的时间、体力、财力，对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有重大贡献。

　　兼顾“藏”与“用”，古籍数字化刻不容缓。“国家图书馆从2000年起开始有计划地将古籍进行数字化，并陆续建成数字方志、碑帖精华等专题库，面向社会公众发布。”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负责人王红蕾介绍了古籍数字资源发布的整体情况。2016年，国家图书馆搭建“中华古籍资源库”平台，发布了国图馆藏善本和普通古籍、甲骨、敦煌文献、碑帖拓片、家谱、老照片等数字资源，以及天津图书馆、哈佛燕京图书馆等许多馆外古籍和海外征集古籍资源。2021年疫情期间，读者远程访问需求增长，为回应读者的“急难愁盼”，“中华古籍资源库”实现了免登录阅览。资源库上线、免登录阅览被学者称为惠及学林的两个重要节点。

　　2007年以来，随着“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深入开展，各地图书馆陆续投入人力物力，大力推进古籍数字化。苏州图书馆党委书记、馆长接晔介绍，截至目前，苏州图书馆已完成数字化古籍1496部，容量达16.12TB。

　　据了解，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先后联合39家单位发布古籍资源2.8万部（件），此次是第七次联合发布，6家收藏单位新增发布古籍资源6786部（件），不仅有明清版刻、稿抄本古籍，还有碑帖拓本等特色资源：新增国家图书馆藏古籍数字资源1075部19.2万叶，主要为年谱类、目录类古籍；天津图书馆发布馆藏稿抄本文献165种655册；南京图书馆发布了“清人文集数据库”，共收录清人文集399种，以全本彩色扫描的方式制作成数字影像；云南省图书馆发布馆藏善本63部381册，图像50604拍；苏州图书馆发布馆藏古籍数字资源888部；中山大学图书馆发布了一批颇具该馆特色的碑帖文献数字资源。

　　本次资源发布后，全国累计发布古籍及特藏文献影像资源达到13万部（件），其中，国图建设的“中华古籍资源库”发布超过10.2万部（件）。王红蕾说，“中华古籍资源库”已成为全国古籍资源类型和品种最多、体量最大的综合性资源共享发布平台。

　　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学教研室主任、教授杨海峥感叹，从2016年到现在，陆续推出了13万部（件）古籍数字资源，对于学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在线查阅免去了往返奔波各家图书馆的时间，缓解了古籍“藏”和“用”之间的矛盾，平衡了古籍的文物性与文献性。

　　古籍资源既要“用得上”，还要“用得好”

　　2022年10月，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印发实施《2021—2035年国家古籍工作规划》，“国家古籍数字化工程”正是四项重点实施工程之一。近年来，全国古籍登记工作让3000万册件古籍有了“身份证”，未来，让更多古籍“上线”与读者见面，将是我国古籍工作的一大重点。

　　“古籍数字化资源的制作与发布，其实是回归到古籍作为书籍文献本来的性质。”清华大学科学技术史暨古文献研究所研究员刘蔷说，以往，人们说学术的繁荣与学术资料的新发现有关，这种说法是忽视了存世的大量古籍，存世古籍是一个巨大的资源库。可以预见，连续的古籍资源发布，将带来宏阔的学术气象。

　　古籍数字化平衡了“藏”与“用”的矛盾，让古籍资源“用得上”，未来，更要“用得好”。学者们对古籍数字资源的深度利用提出了许多有益建议。

　　浙江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黄晨认为，古籍数字资源联合发布可以更好地呈现资源的利用价值，接下来，可以进一步就已发布的资源进行深度揭示，进一步打通资源和发布平台，提供一站式检索，将资源聚合起来，这样的利用效果会更好。刘蔷也表示，期待能有一个与古籍数字化资源相匹配的古籍数字目录，以便实现一站式检索。

　　杨海峥认为，目前古籍数字化发展迅速，百花齐放，各类数据库和古籍数字化平台纷纷涌现，多样化的发展一方面带来了很大便利，另一方面也应进行协调统一，建立更加规范的数据规范标准，使得古籍数字化的资源有保证，达到方便使用的学术水准。杨海峥说，2022年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专门强调要“加强古籍数据流通和协同管理，实现古籍数字化资源汇聚共享”，国图联合全国古籍存藏单位把古籍数字资源进行统一与整合，形成公益性平台，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是未来古籍数字化的发展趋势。

　　汇聚、开放、共享，古籍数字化的步伐不断加快。杜泽逊说，“期待发布更多的数字资源，最终达到除少数特殊情况外，全部数字化。”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6日 09版）

伊朗学者：很多伊朗年轻人认为学中文会有好工作******

　　中新网北京1月10日电 (记者 阚枫)“狮子，波斯语叫Sheir，中文称作‘狮’，其实，如今的中国狮舞也可称为中国和伊朗的文明友谊之舞。”近日，伊朗艺术研究院助理教授、东方部主任纳思霖在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中这样解释“狮舞”的另一种含义。

　　作为同在亚洲的两大古老文明，中国和伊朗有着几千年的友好交往历史。2000多年前，两国就通过古丝绸之路建立了友好交往。

　　纳思霖是伊朗画家，擅长水彩画、油画，并曾到中国学习中国国画，于2008年获得中国中央美术学院博士学位，2010年后还在中国美术学院从事博士后工作。如今，纳思霖在伊朗的大学中教授东方艺术方面的课程，并长期从事中伊人文交流工作。

　　谈及中国和伊朗基于古丝绸之路的文明交往史，纳思霖表示，古丝绸之路让中国和伊朗这两大古老文明的交往，从贸易往来逐渐发展到影响深远的文化、艺术、饮食甚至语言等方面，这其中，有很多有趣的案例可以列举。

　　她说，历史上相传，一位伊朗国王把狮子作为礼物送给中国皇帝。狮子在波斯语中叫Sheir，来到中国之后，中文称其为“狮”，因此，如今的中国狮舞可谓历史上中国和伊朗的文明友谊之舞。

　　纳思霖称，在东方的艺术文化瑰宝中，可以看到很多受到古丝绸之路文明交融影响的痕迹。例如，中国的敦煌莫高窟内的壁画和雕塑，不少人物的衣着和色彩就能看到来自伊朗艺术的影响。

　　最近，纳思霖出版了中文新书《伊朗细密画中的中国元素》，介绍中国与伊朗文化艺术交流中相互影响的案例。

　　“为了找到最佳的方法来展示历史上中伊文明之间的艺术交流史，我在中国做了四五年研究。实际上，这本书是我论文的一个简短部分。”

　　纳思霖说，在这本新著中，她介绍了在中国元朝期间伊朗绘画作品中的中国元素，并展示了两个文明古国之间的友谊。希望对于对东方艺术，尤其是中伊两大文明的艺术感兴趣的人们来说，这能加深两大文明间的友谊。

　　虽然，中国和伊朗之间有悠久的文明交往史，但是纳思霖坦言，现在伊朗年轻人对古丝路文化知之甚少，提到中国文化，他们可能只会想到中餐、武术、商业等。

　　不过，这位中文非常出色的伊朗学者也提到了在伊朗年轻人中出现的一个趋势：在伊朗的大学生中，越来越多的人会将中文确定为自己应该学习的一门外语。

　　“十年前，我们在很多大学开设了中文系，每个学期都会有很多新生选择学习中文，他们认为汉语已是英语之外的世界第二大语言，学好汉语意味着未来可以找个一个好工作，有不错的收入。”纳思霖表示，这些年轻人在学习汉语过程中会对中国历史文化产生兴趣，很多人喜欢孔子、老子和庄子的学说，以及中华文化中的价值观念。

　　纳思霖说，中国和伊朗两大文明之间的悠久关系，对当今世界的文明交流互鉴可以有很多启迪，作为以丝绸之路结缘的两大文明，如今更应该加强人文交流，特别是年轻人之间直接的交流交往，并将深厚的东方文明重新介绍给世界。(完)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